首先，此爭議的出現自然與陳壽在《后主傳》中的原話：【國不置史，注記無官。是以行事多遺，災異靡書。諸葛亮雖達于政，凡此之類，猶有未周焉。】

    大意就是蜀漢沒有修著國史，也沒有專門負責記錄的官員，所以發(fā)生的事跡多有遺漏，災禍祥瑞也沒有記錄在書中。武侯雖然擅長治國理政，但像這樣，也有不足的地方。

    基于此，產生了不少對立的看法，更有人因此陰謀論，覺得陳壽或是記恨在心或是賣主求榮，憑空捏造來污蔑諸葛亮和蜀漢政權。

    但根據史實來看，事實明顯并非如此。

    中華大地很早便有了記錄史書的行為，甚至先秦時期更有史官三死未改史書一字這般寧死不屈的錚錚鐵骨，孔子所作《春秋》更是歷來被列入五經之中，歷來作為文人求學必讀典籍。

    不過這些史書大都是各個諸侯國史，即便是被后世認為打破了官方對史學壟斷的《春秋》，也被認為是脫胎于魯國國史，盡管收錄了不少其他諸侯國發(fā)生的大事，但其中所敘也會不可避免的受到國別、地域的影響，與后世普遍而言的史書（尤指正史）存在很大差別。

    而第一部正史，乃是西漢司馬遷所著《史記》，但卻是個人私撰，并且在西漢時期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，即便是諸侯王索要也不被允許。

    【漢書-宣元六王傳：（東平王劉宇）后年來朝，上疏求諸子及《太史公書》，上以問大將軍王鳳，對曰：“臣聞諸侯朝聘，考文章，正法度，非禮不言。今東平王幸得來朝，不思制節(jié)謹度，以防危失，而求諸書，非朝聘之義也。諸子書或反經術，非圣人；或明鬼神，信物怪；《太史公書》有戰(zhàn)國縱橫權譎之謀，漢興之初謀臣奇策，天官災異，地形厄塞：皆不宜在諸侯王。不可予。不許之辭宜曰：‘《五經》圣人所制，萬事靡不畢載。王審樂道，傅相皆儒者，旦夕講誦，足以正身虞意。夫小辯破義，小道不通，致遠恐泥，皆不足以留意。諸益于經術者，不愛于王?！睂ψ啵熳尤瑛P言，遂不與。】

    甚至在司馬遷本人給友人任安的回信《報任安書》中預感到了漢武帝可能會焚毀自己的心血之作，說要【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?！?br/>
    直到近兩百年后的東漢時期，余波仍在延續(xù)。

    東漢開年，喊出“漢秉威信，總率萬國。日月所照，皆為臣妾”壯語的班彪效仿司馬遷，獲麟未完《史記后傳》，其子班固繼承父親遺志，繼續(xù)著手編修。

    而在班固編著的時候，卻因為被人告發(fā)，因為私撰國史而入獄。幸虧有個好弟弟班超奔走，此事引起了漢明帝重視，方才幸免于難——也就是那個帶著三十六人收復西域諸國的超人。

    而班固也算是因禍得福，漢明帝在看過他父子倆私修的史書之后，肯定了他在修史方面的才華，將其提拔為蘭太史令，負責朝廷文書方面的工作，并在幾年后參與編撰有關劉秀生平的《世祖本紀》，才算是開了大一統(tǒng)王朝官方親自編撰史書的先河，而班固本人也因此功勞被擢升為郎官。

    甚至直到此時，在班固修史的時候，漢明帝下詔明言道：【司馬遷著書，成一家之言，揚名后世，至以身陷刑之故，反微文刺譏，貶損當世，非誼士也。】

    可見漢室天子對此事的態(tài)度。

    后續(xù)，在《世祖本紀》基礎上，班固歷時多年完成了第二部正史《漢書》。

    此后東漢的歷任皇帝，也都有樣學樣的編著官方史書，也就是《東觀漢記》。

    在很長一段時間當中，《東觀漢記》與《史記》《漢書》并列，被稱為三史，是世人心中的正史。而后續(xù)因為失傳逸散，方才被《后漢書》所取代。

    毫無疑問，東漢一朝正式出現了現在意義上的官修史書，但卻并沒有形成明確的制度，也沒有設立專門的官職，而是往往調選朝堂中有名望有學識的賢才進行編撰。

    就《東觀漢記》而言，光是史書記載所參與編撰之人就多達二十七人之多：賈逵、劉珍、李尤、伏無忌、崔寔、延篤、蔡邕、盧植、楊彪等。

    而自先秦時期起就負責類似職責的太史令，則也因此逐漸淡去了這方便的職責，成為了專管天文異象的官職，負責記錄卜算星象災禍祥瑞之事。